沈立行：我的铁窗生涯（上）
（上）
作者：沈立行
1955年初春，我因受一起冤案株连而被捕。
那是元宵节后的晚上，漫漫长夜，春雪纷飞。我刚从弄口小店买了香烟，正点燃一支的时候，身边来了两个穿雨衣的人，问了我的姓名，就颇为客气地将我“请”到路对面的吉普车上去了。我坐在后座中间。那穿雨衣的人打开手电，给我看一张小小的字条，低声说：
“你被捕了！这是‘逮捕证’。自重一点，我们不上铐。”
我向那张纸本能地看了一眼。灯光昏暗，除了一颗红色的大印外，什么也没有看清。
说来也真奇怪，尽管我自命为唯物论者，但有些现象，至今茫然不解。如，人间到底有没有“预兆”？我不相信，但又确实在我被捕前的一天遇到过，就算是勉强的巧合吧。
我被捕前，没有得到任何“启发”和“暗示”。我心宽体胖，万事如意。奇怪的是，吃过元宵节的晚饭，我就烦躁不安，坐立不宁。入睡以后，午夜突然惊醒，身子蹦得老高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我推推妻子说：
“今天有不少事，很是奇怪，无法解释。万一我碰到什么不幸的事，望你安下心来，扶儿育女，照往常一样过日子。”
妻子揉揉睡眼，没好气地说：
“神经病！你在说梦话吧？尽是胡言乱语！”
她根本不当一回事，翻身又呼呼入睡了；我则失眠良久，迷迷糊糊地直至破晓。想不到第二天我就被捕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心血来潮”吧！
车辆南行，我知道是去南车站路看守所。这可是一块凶地呀！一路如坐针毡，内心忐忑。到了看守所，果然受到了一场不平常的接待：衣袋里的东西统统被掏出来；裤带被迫抽掉，大约是防我上吊自杀；刚买的两包香烟被撕得粉碎，扔进垃圾箱，抄身的警察倒并未“顺手牵羊。”
我身上还有不少钞票、支票和手表等东西，在台子上放了一小堆。警察说：
“这些东西怎么办？”
我语无伦次地回答：
“人已经到了这里，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？随便吧。”
我犯了一个错误：除支票外，这些东西其实都对我极有用处。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
“你不要，给你送回家去。”警察边理钞票边说。
然后，他们就让我盖了手印。这手印是十个指头全要盖的。犯人为这起了个雅号：“弹钢琴”。任何犯人一进监狱，第一件事就是“弹钢琴”。有时为了办案需要，也单独叫犯人出去验证手印。当他回监狱后，大家相问，回答总是轻快的：
“没事，弹钢琴。”
这种说法，幽默而新鲜。我在入狱前从未听说过。
盖完手印，对我说来，已是“换了人间”，从此进入另一个世界了。我两手拎着裤子，跟警察走过阴暗的走廊，进了牢房。
通宵失眠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躺在地板上，虽有两条棉被，但仍感寒气袭人，周围则充满着神秘的气氛。百无聊赖，我就思考着为何捕我，今后家中会怎样，明天又如何解决裤带问题……我的两旁，蒙头睡着七八个人。他们似乎无所挂碍，倒也安静。我从未进过牢房，到此境地不禁昏昏沉沉，忧心忡忡，整夜不得人梦。
第二天早晨，从墙角上的小窗户看到天空正纷纷扬扬地飘着鹅毛大雪。天气冷极了。但朝室内一瞧，心头倒有了点暖意。连我一共八个人，唯我一身狼狈，其余七人都干干净净，神态自若。房间很大，竟一尘不染；木质地板擦得精光发亮。不过，室内没有家具，“家徒四壁”，空荡荡地有点凄凉。后来我经历过，这种房间最多时关押二十四五人，那就挤得和沙丁鱼罐头差不多了。木门是永远关着的，除非有犯人进出。门上有个方孔，通过它，可以打水送饭。方孔上面还有一个小圆孔，像“电眼”一般模样，可以让工作人员从外向里探视犯人有无越轨行动。这是看守所牢房的典型结构。
大家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。因为陌生，他们很少与我讲话。但还是有人关心我：
“裤带解决了吗？”
真是一针见血，抓到痛处，我正为裤带发愁呢！那知，解决的办法简单得出奇：一个年老的同监犯，在旧衣服上撕下两块布条，拿出“针线”，替我缝在裤腰两边，拉紧，打个结，完了，似乎比皮带还方便些。这“针线”二字为什么要加引号呢？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了奇迹：所谓“线”，是犯人自己拆开袜子“纺”的；“针”则是竹制的。方法也很巧妙，从竹筷上弄下一小片，慢慢地磨尖，一头则乘星期日可以借剪刀、铁针之便小心穿个孔，以作穿线之用。这真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啊！剪刀、铁针借用后，几小时就要归还的，而且一星期只有一次，这便逼着犯人做出这样的竹制“工艺品”来了。人这万物之灵的动物，适应性特别强，可以在石头上钻出缝来，挤在间隙中生存下去。
我一向丢三落四，乱七八糟，衣袋内的钱都抄去了，囊空如洗。上帝保佑，裤子的小表袋内竟还幸存有二元左右的钞票。这可解了我的围，用它买了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肥皂和草纸。不过，倘若实在没有钱，也不要紧，只要报告一声，看守所也会发给的，只是没有自己买的称心罢了。
入狱的次日，是星期天。窗外还在飘雪，我拥被而坐，似乎颇有“沙发”的韵味。我往日在外终日奔忙，从未有过这种静得出奇的生活。起先内心还常焦虑，后来“乐天知命”，泰然处之，不知不觉，在此安家落户，一住三年，直到判决。
这入狱的一幕，显然是秘密逮捕，怀疑我有严重的问题。
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这个小人物？至今茫然。我那天元宵晚上，本是在一家小单位加班的，他们见我出外买香烟后，没有回去，都觉得莫明其妙。第二天，见有人来抄我的写字台，方才知道我是个“反革命分子”。于是，立即贴出大字报，把我骂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最后予以开除。这是直到平反后我才知道的。我被捕的那天，正飘着雨夹雪，我还借着同事的一双套鞋，至今赖帐未还呢！
在安静中度过了两天，就有人深夜来叫我的番号了。同监犯告诉我，这是第一次提审，不要慌张。说起监中的“番号”还真够有趣的。我前后总共只用了两个“番号”：1480、13315。后来判我徒刑13年，和“番号”一对照，忽然宿命论勃发，认为“命中注定，在劫难逃”。“1480”这个数字很糟糕，谐音“一事不灵”或“一世不灵”，而番号拆开，把每一个数字相加，正好是“13”！“13315”呢，也不吉利，加起来还是“13”，和我的刑期恰巧相符。我虽不迷信，但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，也算难得了。
看守所的走廊，设计得非常巧妙：只要有犯人提审通过，楼梯口一盏红灯就会发光，等犯人下楼走进审讯室，灯光自动熄灭。所以，尽管众多的犯人被频频提审，但通过走廊的，永远只有一个。也就是说，红灯亮时，只能有一个犯人进出。这个方法，堪称一绝，可以保证同案犯不会相遇。犯人的心态处在孤零零的气氛中，就容易考虑交代问题了。
我在审讯室接受了第一次提审。上面坐着三个人，中间一位，胖胖的圆脸，五十来岁，大概是主审员。他目光炯炯，满面冰霜，一直威严地通视着我的脸，约有几分钟之久。我坐在台下的椅子上，心情反倒而坦荡起来。这样的沉默又延长了几分钟，那威严的胖同志开口了：
“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这里吗？”
我并未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。那时年轻，正是“三十三，乱刀斩”的年龄，就以轻松的口气回答说：
“不知道为什么呀！”
于是，一问一答，针锋相对，几个回合碰不拢头。胖同志要我回监房考虑交代。那时我正患着不轻不重的肺病，常常吐半口血，算是个病人，但也不会死。我就天真地说：
“请叫我家中送几瓶鱼肝油丸来，好么？”
胖胖的审讯员恼怒了！显然，在他看来我不坦白交代“罪行”，反而要吃鱼肝油丸滋补身体，真是想入非非，岂有此理！他一拍桌子，大声说道：
“嘿！你还吃什么鱼肝油？回去考虑问题。”
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警察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，我就跟着他回监房去了。我天真地暗忖：提审也不可怕，说得稀奇，看来平常。
隔了两天，下午，我正坐在“沙发”上打盹，小方孔一开，叫我的番号。我想又是提审了，赶快穿好鞋子。那知道从小窗口陆续塞进了一大包东西：衣服、被褥、日用品、内衣裤……最后我摸到了硬邦邦的什么，一看，正是三瓶浓缩鱼肝油丸。我马上本能地想到：胖子呀胖子，你虽然那么严厉，但还是到我家里去过了，我得说声谢谢呢。
后来，胖同志又来提审。显然，他已到我家中“抄”过了，比以前温和些，说：
“我们看了你的日记本，说明你还不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，你可以检举立功，何必替别人当殉葬品？啊？”
我听不懂胖子的话，也不知道要我检举什么。我说：
“审讯员同志，可不可以说得透彻点？我不懂你的话呀！”
在他看来，我真是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，他微笑又像苦笑地说：
“那好吧，你把你认为要说的事，从头说来听听。”
于是，我约略报了三代，说了自己吃过新闻饭，确实写过不好的文章……哪知胖同志听得不耐烦了，又冒起火来：
“谁要你讲这些？我们早就知道的。”
“那你要我讲什么？”我瞠目不知所对。
“我要你交代我不知道的事情！”胖同志亮出了“底牌”。
“这就难了，我没有什么隐满组织的。要我讲你所不知道的事，从何说起呢？”
胖子料不到我会如此“顽固不化”，他开始“启发”了：
“我看错了，你还是真够顽固的。那我问你，国民党内是不是也称同志的？”
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知他“胖葫芦”里装的是什么药：
“是啊，国民党自己人也叫‘同志’的呀。”
“这不就结了，你说，台湾最近派人来找过你吗？”
这会儿我急了：
“你怎么乱讲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嘛！”
“我来问你，有个×××写信给你，称你‘同志’，并要你帮助他‘完成事业’，又怎样解释？快将内容交代了吧！”
我听了愕然良久。想了一会，恍然大悟：
“审讯员，你不要见怪。你这样问，我真要笑痛肚皮。哪有什么台湾来人呢？×××是我在粽子店吃点心认识的，他是粽子店的小开，要我帮他补习俄文。如此而已，岂有他哉！”
“那你是决心不交代的了。回去，好好想想，我们仁至义尽，再等你几天。”
然后，又是反复审讯，剔除和澄清了一些问题，预审就算告一段落了。我并无怨言，怀疑的事，根据别人所写材料追查的事，现实生活中是常有的。我倒是想，要是我解放前被什么“统”字号的特务机关抓去，如果对不拢口供，那是免不了要尝尝老虎凳味道的吧？但现在幸而一根毫毛也没有碰坏。胖同志是凶了点，那不算什么。自此以后，一隔数月，如入空门，再也无人问津，一直到三年以后，才以另外的原因起诉判决。
于是，我渐渐适应了这种监房生活：每天早晨，铺床叠被，堆成“沙发”；擦清地板；将马桶抬出去；接进热的洗脸水和早饭；拿出空“洋铜罐”，中饭再接满“洋铜罐”进来；出去放风，晒晒太阳……和周围熟了，就聊开了天。我只好安安生生地在这个小天地里落户了。
直到大约八个月后，忽然又来了提审。但轻松多了，只有一个年轻的审讯员，相对而坐。年轻人微笑着说：
“给你纸张，把你的历史详细写一遍吧。”
“那胖同志说，不是都知道了吗？我解放前‘地下’时就写过自传的。”
“再写一遍，至少对你没有坏处吧。”
我只得奉命再写，不料，后来每隔不久，就要我再写一遍，一共写了三遍。我不知道要这些同样的材料有什么用。再后来终于悟出道理：如果我假造历史，前后肯定会有漏洞，幸好我未瞒天过海，总算对得拢头，以后就不再叫我重写了。从此，“遁入空门”，像是被人遗忘了似的过了三年。未决犯不能见家人，但能得到家中接济。于是，我和同室的犯人成了“莫逆之交”、无话不谈的“朋友”了。那时，每天只吃两餐，上午十时，下午四时，都是干饭，人倒吃得白白胖胖的了。因为在牢房内如老僧入定，全无心事，红尘已灭，顾虑皆去，我平生还从未有过如此宁静的生活呢。
这就是每个犯人都要经历的预审期。我是三年，有的人则更长。
和我一起被关押的人，似乎都是问题告一段落的，不大提审。尽监房内挂着“监规纪律”，规定犯人不得交头接耳，谈天说地，但人有思想，不可能绝对缄口，即使独居，一人也会自言自语，何况24小时大家呆在一起，很少不说说话的。
进监第一年的国庆前夕，我们吃过很丰盛的晚饭，就“野狐参禅”似的坐等吹哨睡觉。但窗外的高音喇叭一直放到深夜方才停止，我津津有味地听着裘盛戎的铜锤花脸戏，那唱腔韵味淳朴，不同凡响；又听了金采凤的越剧《三盖衣》，千转百回，愁肠寸断。使我胆颤心惊的是，每段戏后，都要插进歌曲：“镇压反革命，大家一条心，……”戏曲让我悦耳开心，歌曲则令人毫毛凛凛。这在监房里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甜酸苦辣，真像打翻了个五味罐。
并不是每天都能到室外放风晒太阳，但室内上、下午各有一次活动，那是准时的。这时，大家围成一个圆圈，在监房内兜圈子，一般要兜半个小时。这种活动，大家称它“做道场”。的确，很像和尚围着圆圈念经。我们“做道场”的时候，就是交头接耳的好时机。
最闷得发慌的是晚饭后到吹哨睡觉这段时间。前面说过，门上有个小圆孔，是专供工作人员观察的，于是，我们就轮流注视那个小孔，一旦发现有人张望干咳一声，室内立时肃静。事实上工作人员也不常来看，人之常情，他们也知道，闷得发慌时，总是要聊天的。
上下五千年，纵横九万里，互相说着些没遮拦的话儿，即使有谁吹牛，也不妨姑妄听之，大可不必深究。谈得最多的是春夏秋冬、子女老婆、风花雪月、花鸟虫鱼。各人的案情和反动言论是不谈的，或者说不敢谈的，谈这些玩意，每个犯人都知道它的后果和分量。
当有人问到我的家庭时，我说：
“父母均在，住在天堂苏州。我家中除了老婆外，就是很沉很沉的东西，重得很，两吨！”
别人听不懂，叫我不要打哈哈，说得清楚些。要是两吨金子，那就了不得了！
“一吨不是一千公斤吗？两吨就是二千公斤，折成市制，就是四千斤。斤者，‘金’也，就是四千金，这该懂了吧，我有四个女儿。”
大家说，这是个蹩脚的谜语；也有人说，这不过是“文字游戏”；更有人说，是我性子急躁，所以养不出儿子。
总之，这种“城头上大出丧——远兜远转”的胡诌，大家倒也觉得幽默可取。不过，到现在写这本书时，只剩下“一千金”了；还有“三千金”，已经妻离“女”散。“大千金”对我说：
“爸爸，这半生坎坷，不是你的错，历史也有责任。”
我记得，有一个年老的同监犯，一口南通海门话，每天晚饭后总要胡诌一段“乾隆皇帝下江南”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。他讲的故事也像《一千零一夜》一般，总也讲不完。日子一久，大家就打趣地称他为“乾隆钦犯”，后来简化，便直呼其为“乾隆”了。80年代初，这位“乾隆老佛爷”早已平反，居家纳福，我们还常往来，后来仙逝了。
至于我，就跟一个道地的北京人学上了京剧。他一句句哼着教我，我一句句跟着学唱。不，唱是不行的，只能低哼。这是我“做道场”时的必修课程。那知不出一月，竟然学会了全本《捉放曹》和《空城计》，至今我还能哼上两句《捉放·宿店》中“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”的摇板呢。
除此以外，就是谈游山玩水。同监犯中有些人是到过外国的。谈起来就更有劲。
谈得最多的国内名山大川是黄山和洞庭湖。有个50岁左右的人说：“黄山真是世界一大奇迹。在北海看日出，云海迷漫，雾霭重重，白云苍狗，变幻莫测，但等红日露脸，则满天彩霞，像一个切开了的红透红透的西瓜，冉冉升起。傍晚在排云亭看日落，更是一绝，山外有山，峰间有峰，夕阳反射出万道金光，实在是少有的奇观呀！”大家也谈黄山的背篓姑娘，帮游客背行李，走着S形的步伐，据说这样就不吃力。这些姑娘能在深夜黑暗中飞奔下山，疾如猿猴，一转眼就不见身影了。一个湖南人，大谈八百里洞庭，湖波浩渺，一片烟云，尤其是君山的湘妃竹和全鱼席，堪称天下第一。我是江南人，则大谈太湖，硬说赛过洞庭，常常争得面红耳赤。自然，声音是很低的。现在想想，实在无聊。
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犯人，大谈富士山麓箱根温泉区的绮丽风光；也谈到伊势海滨看潜水女如何剖蚌取珠，倒蛮有风趣。
尽管都是漫天乱弹，但漫长的时间毕竟打发过去了。要是不谈天吹牛，三年下来，不成哑巴才怪呢！
所以说呀，吃官司也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，有时竟然还别有一番情趣。这是政府实行了不打不骂的政策，才使犯人有了安全感。倘在解放以前坐牢，吃刑受苦，鬼才有胃口谈天说地！
我懂得一点外文。在监狱内，我遇见过几个外国人。这就浮现出一些往事可写，而且还是挺有趣的。
当我在看守所落户时，来了一个白俄老头犯人。他年过花甲，须发尽白。渐渐熟悉以后，我们就用俄语交谈起来。我的俄语会话很蹩脚，勉强能使老头听懂。
从谈话中，知道他是个老油子。他是沙俄贵族出身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十月革命后经西佰利亚逃到哈尔滨，后来长期在日本鬼混。关东大地震时，他恰好在去横滨的火车上，差点送了命。他说：“大地震前，横滨的海滩上爬来很多海龟，伏着不动。日本人用米酒喂它，结果都吃醉了，即使死命赶它，也仍不肯下海。其实，这是地震的预兆，但那时科学没有现在发达，没有人理解这种现象。结果，横滨沿海的民房，都被海啸巨浪卷得无影无踪了。”他会讲英、日、法、俄等国语言，就是不会讲中国话。当然，这是他自己说的，不知准确与否；如果吹牛，也无关紧要。对我说来，重要的是能用俄语交谈，等于学习俄语会话。
对于外国人，在那个时候，我本能地带有警惕性。“且吃蛤蜊，莫谈国事”，两人讲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不涉任何政治问题。这个白俄老头也真有那么点儿文学修养，背得出普希金、莱蒙托夫的长诗和克雷洛夫的寓言。我从他那里重温并记住了《金公鸡》《叶夫盖尼·奥涅金》和《巴拉奇诺》等长诗的片断；对《叶夫盖尼·奥涅金》中塔姬扬娜玩纸牌算命时那段韵句，我很感兴趣。好在有的是时间，在“做道场”时，他就耐心教我。等我坐下“参禅”，就可反复默诵，只要不出声，决不会有人干涉。此外，我还听了不少柴可夫斯基的风流轶事和老托尔斯泰、小托尔斯泰的趣闻。显然，我这些举动是不符合监规纪律的。监狱要求罪犯的是交代问题，早做新人，而我却在用外语叽哩咕噜地和外国人讲话，它不糟糕透顶！
这件事渐渐被监狱工作人员知道了。这当然是有人去汇报的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打小报告”。干部把我叫了出去，严肃地说：
“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？来搞‘外交’吗？”
开门见山，直截了当地点中我的要害。我无言以对，但马上就清醒过来，争辩说：
“天地良心，我讲的全是文学故事和民间趣闻，没有一句话谈及政治。如果不信……”
我愣住了，讲不出可以取信于人的任何依据，而“对天发誓”之类是根本没有用处的。我只好恭候训话了。但这位上海口音的干部却未发火，也不上纲上线，更未小题大做，只是要我今后注意，不要再和老白俄搭腔。现在回想，我是很愧对这位通情达理的年青干部的，因为此后我仍悄悄地和俄国佬交谈。别人也许又打过“小报告”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却从未再来找过我。
一天，白俄老头受审回来，一语不发，一直喃喃地祷告，不断地在胸前划着十字。晚上，才沮丧地向我耳语说：
“明天上午我要被枪毙了！”
我几乎要笑出来，因为，我确信中国政府决不会如此草率地处理一个外国人。我说：
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你讲得清楚一点。”
他忧心忡忡地说：
“审讯员讲，明天上午要我换个环境，洗洗脑子，那不是枪毙又是什么？不枪毙怎么洗脑子？”
他显然不知道“洗脑子”是一句解放后海外敌视我们的习惯用语。我在他腰间捅了一下说：
“那好，看你明天是活着还是死了！”
老头子一整夜不停地祷告，辗转反侧，未得安眠。他确信这是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晚上了。也真巧，第二天上午果然将他“请”了出去。当叫到他的番号时，他路已走不动了，一切东西也都不要了，踉踉跄跄地出了监房，一去两个星期，没有下落。我代他整理了被服、包裹和食品，堆在一旁，那硕大的苹果就慢慢腐烂起来，中国犯人却不敢吃。
两星期后的一天傍晚，我们正在“做道场”，“哐啷”一声，房门打开，白俄老头回来了，精神焕发，脸红光。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一个俄语单词：
“странно！”（“奇怪！”有北京话“真玄”的意思）
我打趣说：
“你是人，还是鬼？”
他爽朗地笑出声来。然后，讲了“洗脑”的经过。我也不怕什么人再打“小报告”，就翻译给大家听。原来，那天被“请”出去后，政府就以礼相待，送到监狱医院的单人病房。他吃得好极了，天天有鸡腿或牛肉，还给他拿来许多俄文画报。监狱方面对他既不审问，更谈不上枪毙，而是让他在生活上足足享受了两星期。我以摆老资格的样子向他说：
“好了，不久你就可以出去了！”
果然，没几天，白俄老头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这老头没有祖国观念。这也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谈谈。当时，他只要承认苏联国籍，中国政府是可以将他遣返的，但他坚持无国籍。谁要劝他承认苏联国籍他就高声叫道：“无国籍。”尽管如此，政府仍然给他以外籍犯待遇，吃得不错，相当于中国人的“中灶”伙食标准。我曾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要苏联国籍呢？”他说，一是怕算旧帐，二是怕回去吃苦。他举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：有一个承认苏联国籍的人，回白俄罗斯去了。他临行时与这个老白俄约定，将苏联生活的情况以书信形式报告。但情况要是不好，信上怎么能写呢？他们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：寄一张照片到上海来。如果情况很好，人就站着；中等一般，人就坐着；大为不妙，人就躺着。老白俄收到的。是人躺在草坪上的一张照片！我听了问他：“你想去哪儿？”他表示坚决要去南美洲，说那里气候宜人、生活便宜，在纽约过一天，在南美至少能过一星期。
作为同监几个月的人，我至今对他仍印象鲜明，只是那些俄文长诗已经忘得干干净净。不论他处世态度如何，我希望他仍在南美洲活着。如果他还在人间，该满100岁了吧？因为，我后来遇到一个为殴打妻子进监的南斯拉夫人，他认识那个老白俄，说他早已去了乌拉圭。这么说，他后来确实是去了南美洲。
1958年底到1959年，社会上“大跃进”，大炼钢铁，大放高产“卫星”，监狱也跟着手舞足蹈，折腾了大半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一场荒唐的春梦，一出滑稽的儿戏。
监狱内没有“人民公社”，只能大炼“钢铁”，大办“工业”。反右结束，犯人的“伤风”好了，却接着“发烧”，一头扎进“大跃进”里去了。不过，也得感谢“大跃进”，犯人的生活待遇得到了许多改善，似乎超过了反右以前。好比钟摆，又开始摆动回来了。
先说监狱内的“大炼钢铁”，那是件听起来好笑，其实十分可悲的事。监狱内所有可以利用的空地全部用上了。处处是一座座小窑，放着大大小小的坩埚，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般，东西几堆火，南北一缕烟，罪犯们一本正经地炼起钢铁来了。除了唯一象征监狱的铁窗没有拆除外，所有铁器如旧面盆、搪瓷缸、漱口杯、破痰盂等等，横扫一空，打了一场破旧搪瓷物品的歼灭战！入晚，更是灯火通明，一片火红，人声鼎沸，车水马龙。说它乱吧，倒也不是，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：将废铁装入坩埚，将焦炭放入炉内，然后开动功率很大的鼓风机，让废铁熔化，再由身强力壮的犯人，抬着倒进砂模，冷却就成了“钢锭”，不，严格地说，应该叫“铁锭”。到处都按“井”字形堆着这种“钢锭”，再用卡车运出狱交差，那就不是犯人的事了。
监狱内几十只鼓风机一齐狂吼，那巨大的轰鸣，等于一曲嘈杂的大合唱，其噪音起码在100分贝以上，闹得人心烦意乱，精神恍惚。炼钢倒也有技术人员。犯人中有不甘寂寞、哗众取宠的，只要自己报名，也不考核，即可上阵。有一个犯人原是建筑工程师，把炼钢说得天花乱坠，有眉有眼，政府干部立即信以为真，他马上变成了“炼钢英雄”！这位老兄也真卖力，整夜围着火堆转，戴着紫外镜，穿了工作服，反正谁也不懂怎样炼钢，由他说了算数。他就这样转呀转地，转到了一个“改造积极分子”的头衔。广播里表扬他，快报中称赞他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成了一个“监房大亨”。但犯人私下的议论可不好听，看他远远走着，都说：“牛皮工程师来了！”至于我，担任统计“钢锭”数目、及时编写快报的工作，跟着那位“牛皮工程师”，也不知不觉像着了魔似地大吹牛皮。
炼来炼去，带“铁”的东西实在没有了，焦炭也弄不到了，这才悄悄收场。任凭那一堆堆“钢锭”，斑驳锈蚀，风吹雨打去吧。大办钢铁前后总共几个月。狂热告退之后，再也听不见鼓风机的轰鸣了。一场闹剧，慢慢沉寂。
于是，接着大办工业。
监狱当时有犯人工厂，如被服工场、印刷工场、小工场。何谓小工场？只有七八个懂得金工的犯人，几只台式老虎钳，一台脚踏皮带车床，专门替犯人修补些金属用品。等这些要修的金属品都炼了钢，小工场也就名存实亡了。但正在此时，监狱集中了一批自称会搞仪器仪表的犯人，决心在小工场的基础上创办一个仪表工厂。我是货真价实在仪表厂工作过的，所以就被认可为第一批入选者。
办这个工厂，出发点不能说不好。虽然跟着“大跃进”，走了一大段弯路，但后来总算奠定基础，再经整顿，步入正轨，变为工厂企业的佼佼者，出类拔萃，高人一等，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光学仪器工厂。不过，这是闹过无数笑话，付出过很多学费，从不懂到懂，一步步在艰难险阻中创业过来的，实在大不容易。时至今天，作为教训，虽然要谈点不愉快的往事，但打心而论，能有这样一家技术高超、工种齐全的劳改工厂，确是一大奇迹。
现在谈点闹笑话、付学费的事情。
1959年最初创办的那片工厂，设在提篮桥监狱的西牢大楼。这里，人们通常叫它“外国监牢”，因为旧社会这里原是关押外国犯人的地方（解放前即使犯了罪的外国人似乎也比中国犯人“高贵”一层）。那时，狂热冲昏了大家的头脑，只要犯人报出什么项目，干部都抱着信任的态度，一一批准。反正什么都试，什么都上。至今还记得的就有：高频信号发生器、光电比色计、生物显微镜、角膜显微镜、Q表、各色滤波片、双线示波器……其中最令人忍俊不禁的，要算是“直升飞机”！
这个声称试制直升飞机的犯人，倒的确是个勤学苦练、蛮有成绩的技术人员，我们在监外就已相识。可是，他对于直升飞机却是瞎子摸象，绝对外行。更糟糕的是，此人的思想甚为反动，往往想入非非，陶醉自己。他是四川人，在监房内就用四川官话没遮拦地说：“直升飞机造好，在屋顶试飞，我就可以‘黄鹤’一去不再回来了！”这些话后来被揭发出来，他也供认不讳。我觉得他很对不起那些不懂技术、却十分信任他的干部，实在是欺骗和愚弄了他们！钢材买了，铝材也买了，还要陪他天天到图书馆去查阅外文资料，指望他放一颗“高产卫星”，哪里知道他是信口开河，一派胡言呢！
生产电子仪器也闹笑话。所谓“高频信号发生器”，实际上就是收发报机。试制的犯人，倒是个无线电行家，但他思想不正，邋里邋遢，是一个上海人所说的“烂糊三鲜汤”人物。他把耳机往头上一套，整天价地响着“嘟嘟嘟”的声音，似乎正在卖力地工作。谁知在“嘟嘟”声的掩护下他正在听着“美国之音”和“BBC”的爵士音乐和污蔑我国的新闻呢！他一个人听听，闷声不响，倒也罢了，无奈他不甘寂寞，到处乱讲，这就犯了监狱的大忌。干部得知这个情况，其结果当然是他被“撤职查办”，检查批判，再不相信他了。
当时的车间，每天要生产光电比色计600台左右。我为这件事真是费尽心机，绞尽脑汁，但令人万分遗憾，仓库里积压了上万台，竟然全是废品！这些产品后来散落在虬江路一带的旧货摊头，“身世飘零”，每台二元也没有人要，真是不忍卒睹，可发一叹。那就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的产物啊！
我还特别搞了一条土里土气的传送带，让它一只一只传过去，当时觉得挺新鲜，算件新生事物了。传送带的终点，也设了个检验员，但他的工作只是按动电钮，只要灯亮，就算“派司”，帮他封装底壳的犯人，行动更是“果断”，铁皮底板十有八九装不进去，他就拿来一把白铁匠用的大剪刀，左“咔嚓”一刀，右“咔嚓”一刀，塞进完事。现在想来，这些都等于重新犯罪，但那个年月却是可以捞到表扬的！原材料是好的，“工人”也是好的，但干部不懂技术和企业管理，任少数犯人瞎闹。我记得，有个罪犯在送回家的棉衣里，竟缝了几十块价值昂贵的光电池，被查了出来，干部才大吃一惊！本来认为，犯人反正不能外出，没有人会偷东西。工场里贵重物品满地狼藉。根本无据可依，无帐可查。
为此，后来按“八字方针”整顿企业时，开了个“反浪费展览会”。在会上，包括“直升飞机”在内的一大堆废品和破烂货，全部抖出来亮相了。虽然开了个会，教育了大家，但到底浪费了多少钱，却是一笔糊涂帐，谁也说不清。这些事，干部有责任，但最大的责任还在一些犯人。他们有的欺骗蒙蔽，有的浑水摸鱼，都想弄个“先进”当当。有的则略施小技，发泄私愤。例如上文说过的那位“烂糊三鲜汤”，被“撤职”后就到车间劳动。后来，他在装配一些精密的电子仪器时竟在变压器里撒上决明子，真空管座中放些烂茶叶，只要天气潮湿，就会引起跳火走电。但不知他是否故意为之，还是别的缘故。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：加刑十年！他还在监房内大讲“推背图”和六十年风水轮流转！现在他早已出狱，但“烂糊三鲜汤”的脾气，似乎并无多大转变，几年前我见到他，还是那副“三鲜汤”的模样儿。
以上说到的这些情形，我们习惯上“阿Q”式地谓之“交学费”。大炼“钢铁”，大造废品，一共交了多少学费呢？恐怕无人知道；如果算得出来，会是个可怕的天文数字！不过，孩子学步，总要摔几跤之后，才能慢慢站稳，60年代的劳改企业，已经再也不是那个样子了。大跃进的疯病过去，人们冷静下来，静静思考，终于清醒过来了。
这一番折腾，闹得我晕头转向。后来知道，社会上更不得了，日夜颠倒，元气大伤。监狱和社会虽只一墙之隔，但实际上是事事相通的。这一回不仅仅是伤风打喷嚏，而是一起发高烧了。
未完待续
本文选自《我的铁窗生涯》，沈立行／著，上海三联书店，1998年9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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